“未来较长一段时期，VOCs防治将成为我国污染控制舞台上的‘主角’之一，将为‘十四五’期间空气质量的进一步改善，乃至碳减排贡献重要力量。”生态环境部华北督察局武绍贵在2020全国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防治科技大会和技术装备博览会上表示，VOCs治理管控与传统的SO2、NOx有着明显区别，其管控难度更大。
国家推出多项利好政策
为推动和深化VOCs治理，从“十二五”开始，国家相关部门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促进VOCs治理进程，同时众多企业也开始将业务向VOCs治理方向布局。
2013年9月，国务院印发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明确了石化、有机化工、表面涂装、包装印刷等重点行业需要进行VOCs控制。同期，原环境保护部等6部门共同发布《京津冀及周边地区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细则》，要求到2017年底对有机化工、医药、表面涂装、塑料制品、包装印刷等重点行业的559家企业开展VOCs综合治理。
2014年7月，原环境保护部等6部门共同发布《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情况考核办法（试行）实施细则》，对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及广东珠三角等重点地区2014～2017年VOCs控制的进度进行了规定。
2014年12月，原环境保护部发布《石化行业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整治方案》，石化行业的挥发性有机物治理工作率先开展，成为VOCs工业排放行业治理第一枪。
2015年6月，随着排污标准的不断完善，VOCs排污费征收也被提上日程。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原环境保护部联合制定并印发了《挥发性有机物排污收费试点办法》。
2015年8月，新修订的《大气污染防治法》首次将VOCs纳入监管范围，明确规定生产、进口、销售和使用含挥发性有机物的原材料和产品，其挥发性有机物含量应当符合质量标准或要求。
2020年印发的《2020年挥发性有机物治理攻坚方案》指出，要大力推进低（无）VOCs含量原辅材料替代，将全面使用符合国家要求的低VOCs含量原辅材料的企业纳入正面清单和政府绿色采购清单。
不仅如此，2020年，针对臭氧污染防治，各地开展了夏季VOCs治理攻坚，向这个“隐形杀手”宣战。
江苏省出台《江苏省2020年挥发性有机物专项治理工作方案》，要求3月底前各地要完成臭氧专项治理方案编制，大气污染源清单编制，第三方技术支撑团队组建；6月底前，各地要完成重点园区、重点企业的无组织排放摸底调查；严格按照《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方案》《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标准》等要求，组织企业高标准完成VOCs治理；谋划特殊时段VOCs管控措施，有效遏制臭氧轻度超标，提升优良天数比例。
辽宁省大连市蓝天工程工作领导小组出台了《大连市2020年臭氧污染防控方案》，采取20项重点措施，从工业源排放管控、生活源排放管控、移动源污染管控、面源污染管控、实施臭氧高发期错峰生产、加强臭氧污染应急管控6个方面集中发力，大力管控VOCs、NOx两项臭氧前体物，力争实现臭氧污染天数同比减少5天，臭氧峰值浓度同比降低，不出现臭氧重污染天。
河北省针对臭氧污染不降反升态势，强化PM2.5与臭氧协同控制，2020年5~9月，组织开展臭氧污染治理夏季会战，对重点行业、移动源、生活源等实施综合整治，推进VOCs与NOx协同减排。
“政策接踵而至，我国VOCs治理顶层设计已不断完善。”业内人士表示，当然，对于VOCs治理，除了强制性管理制度，国家也应考虑出台一些经济性的鼓励措施和手段。
VOCs治理仍是大气环境管理短板
据悉，目前我国VOCs治理工作仍为大气环境管理短板，存在VOCs排放量变化态势不明晰、综合治理成效不明显等问题。
国家大气污染防治攻关联合中心副主任、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原副院长柴发合表示，2019年，在337个监测城市中有103个（30.6%）城市臭氧浓度超二级标准；以臭氧为首要污染物的超标天数占总超标天数的41.8%，接近以PM2.5为首要污染物的天数占比（45.0%）。
观测发现，臭氧污染主要集中在6~9月份，以臭氧为首要污染物的超标天数约占总超标天数的80%。臭氧污染主要集中在京津冀及周边、长三角、汾渭平原、苏皖鲁豫交界等地，四区域95个城市2019年6~9月共出现臭氧超标天数4320天，平均每个城市超标45.5天。
“近两年臭氧已成为仅次于PM2.5的影响全国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的第二大因素。”武绍贵表示，在京津冀及周边、长三角等重点区域，臭氧甚至已经跃升为首要影响因素，而VOCs是臭氧及二次气溶胶的关键重要前体物，与PM2.5污染也有着密切关联。
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大气环境规划研究所研究员宁淼坦言，VOCs是当前臭氧生成的主要控制因子，尚未得到有效控制，导致“十三五”空气质量总体改善，但是臭氧污染日益凸显的情况。
研究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人为源VOCs年排放量达到2500万吨左右，远超过美国和欧盟水平。人为源排放中，石化、化工、工业涂装和包装印刷占工业源VOCs排放量的70%左右，油品储运销过程占交通源排放量的20%左右。此外，我国VOCs无组织排放问题突出，工业无组织排放占60%以上，中小企业普遍无组织排放突出。
对此，华南理工大学能源与环境学院院长叶代启表示，我国VOCs排放现状具有三个特点。一是VOCs排放总量巨大。我国VOCs排放总量不但巨大（位居全球第一）且近年来下降幅度有限。2011~2017年，全国人为源VOCs排放量逐年增长，2018~2019年排放量有所下降，2019年全国VOCs排放总量约为2342万吨，较2015年仅下降6.9%。但总体来看，我国VOCs排放总量仍保持在较高水平。二是行业单位产值VOCs排放量高。我国涉VOCs排放的行业众多，其中木材加工、有机化工、印刷和包装印刷等行业单位产值的VOCs排放量居前列。三是排放数据不确定性大。我国VOCs排放清单的准确性在逐年提高，但目前排放量估算误差依然较大。
对此，生态环境部执法局督察专员李天威感同身受。他表示，VOCs排放量巨大是我国当前臭氧污染浓度不降反升的重要因素。现在的VOCs治理和10年前的颗粒物治理非常相似。很多企业特别是一些中小微企业对VOCs的认识明显不足，对企业使用的原料中有没有VOCs、产生VOCs的环节、设施运行情况等都掌握不清。
“我认为VOCs治理比前一阶段NOx和颗粒物的治理要难，治理看得见的东西要花钱，而治理看不见的、闻不见的会花更多钱。VOCs治理投入要远远大于治理SO2和NOx的投入。”李天威坦言。
未来五年要啃下PM2.5和臭氧协同控制的“硬骨头”
“十四五”大气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的有效抓手何在？武绍贵表示，“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间，SO2、NOx得到有效治理，“十三五”期间，PM2.5、PM10污染防治成效显著。未来五年，要想实现大气环境质量进一步改善，使广大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获得感进一步提升，必须要啃下PM2.5和臭氧污染协同控制的“硬骨头”。
武绍贵称，“十四五”VOCs治理工作应该从四个方面进行。第一，国家政策制定层面。在目标指标上，加强PM2.5和臭氧协同控制是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必由之路。在“十四五”目标制定时，既要继续大幅降低PM2.5浓度，又要有效遏制臭氧污染加重趋势；在具体控制指标选取时，除继续使用PM2.5浓度下降这一指标外，还应当选择能有效推动臭氧污染防治工作的指标。
在控制区域上，“十四五”期间需要统筹考虑PM2.5和臭氧污染控制需求以及区域传输规律等，对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进行优化调整；建立适应不同区域污染特征、排放来源特征、经济社会发展特征的管理体系，推动区域整体空气质量改善。
在控制时段上，在“十四五”大气污染防治攻坚重点时段的选择时，需要综合考虑PM2.5和臭氧两者的因素，加大季节性调控措施力度。尤其是针对夏秋季开展污染防治攻坚，在污染严重区域重点削减VOCs排放，协同削减NOx排放，在有效遏制臭氧浓度上升趋势的同时，降低夏秋季PM2.5浓度，推动全年PM2.5浓度的下降。
在减排措施上，将PM2.5和臭氧的共同前体物NOx和VOCs的减排作为协同控制的重要落脚点，明确提出减排要求，采取多种减排手段，拓展减排对象领域，加大减排工作力度，尤其是加大VOCs减排力度，实现VOCs排放量显著下降。科学分析不同区域不同时段臭氧污染对NOx和VOCs排放的敏感性，并将其作为区域臭氧污染防治战略的基础，优化设计NOx和VOCs中长期减排比例。
在政策保障上，国家层面要加强统筹谋划，加大政策协调和引导力度，推动实施重大减排工程，通过多方协同合作，有效减少NOx和VOCs排放量，尤其是补齐VOCs防治在法规标准和经济政策等方面的短板。在环境监测和执法等方面要以VOCs为重点加强能力建设，补齐短板，以适应更高的监管要求。
第二，地方政府层面。首先，明确各部门在VOCs治理中的责任。继续保持近年来多部门齐抓共管的“大环保”良好态势，为VOCs工业源、移动源、农业源、生活源等不同类别污染源，找到明确的归口部门负责管控。其次，由生态环境部门牵头做好溯源工作，形成更真实可靠的涉VOCs排放源清单，真正摸清底数。最后，从不同角度、不同尺度定制“个性化”的VOCs管控方案，包括“一行一策”“一市一策”“一园一策”，特别是“一厂一策”，提高其针对性和可操作性。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一定要杜绝很多企业在编制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一厂一策”过程中高度雷同、走过场的情况。
第三，执法监管监测层面。整合现有国标中的监测方法，实现常用仪器快速有效对标。一方面是统一标准物质，通过统一标准物质，能够实现各种仪器检测数据具有可比性，为执法应用扫除一大障碍。另一方面是监测方法的对接。我们需要在技术层面加快研究PID设备与实验室经典方法（如GC-MS以及较新出台的FID相关国标）准确对接，使其能够作为环境执法检查过程中判定环境违法行为的依据。
第四，执法设备开发方面。邀请更多有资质的第三方环境咨询服务、环境检测单位与政府环境监管部门共同开展研究工作。发挥各自在理论研究与实践中的优势，加速国标、地标的完善进程，为更好地应用检测设备扫除障碍，同时进一步提升咨询服务水平。把泄漏检测与修复（LDAR）做真、做好，并且是持续做好，完善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的内容，配合环境执法共同倒逼企业自觉履行VOCs治理职责。
“‘十三五’时期针对NOx有总量减排要求，但对VOCs总量减排没有相关的要求。”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贺克斌认为，“十四五”期间，在大气环境目标的设定上要更强调PM2.5和臭氧的协同控制，关键是NOx和VOCs的协同减排，特别是VOCs的减排。
“‘十四五’期间加强VOCs总量控制势在必行，VOCs总量控制方案在排放基准年和基准值设定、行业减排潜力、总量控制情景制定、总量分配因子确定、总量分配模型构建、总量减排目标细化等方面进行了系统性研究。”叶代启也表示，实施VOCs总量控制有望实现三方面改变，通过控制排污单位排放，落实企业的主体责任；激励达标排放企业进一步削减VOCs排放，破除达标排放天花板；促进各区域根据排放配额对资源合理分配，实现产业结构优化。
叶代启认为，“十四五”VOCs综合治理应以改善环境空气质量为核心目标，建立健全VOCs污染防治管理体系。实现“十四五”VOCs综合治理目标，应注重从四方面进行管控和建设。
一是健全VOCs管理体系。我国VOCs管理体系仍有待完善，例如现行法律法规缺乏可操作性条款，地方落实法规情况存在差异，活性物种未全面纳入标准体系等。
二是深化VOCs综合治理。VOCs人为排放源可大致分为工业、交通和生活源，其中工业源（包括油品储运销）排放量最大，约占总排放量55%左右。自2018年以来，工业源VOCs排放有所降低，“十四五”期间应在深化工业源减排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交通和生活源减排：重点领域全面铺开VOCs污染综合治理，包括石化、化工、包装印刷等重点行业，以及机动车、油品储运销等排放源；巩固深化工业源减排，强化源头防控、落实全过程管理；持续做好生活源减排，加强建筑装饰、汽修、干洗、餐饮等领域减排。
三是实施VOCs总量控制。针对实施VOCs总量控制存在的难点，应该完善制度体系，衔接并整合总量控制制度和现有污染源管理制度，特别是加快建立健全排放许可制度；突出石化等重点行业和企业集群综合治理，签订目标责任书；完善配套体系，如总量消减核查与减排绩效评估等配套技术体系；多措并举和多元共治，综合排污权交易、合同减排、环境补偿等手段，逐步建立市场化的减排机制。
四是强化VOCs监管能力。目前，VOCs治理的最大短板是排放监管，提升监管能力至关重要，其关键在于完善VOCs监管的具体物种清单，逐步实现总量与物种相结合的精细化管理；实现VOCs监测常态化，如通过市场作用鼓励研发在线监测设备、大数据平台等；培养高质量VOCs监管人才，并将监管与帮扶融合，对落后企业进行技术指导；加快建设良好有序的第三方监管市场，并对第三方的资质和规范性进行审核；规范监管内容，形成监管内容手册及可量化的监管评价指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