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主席在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曾对“新常态”的定义进行了系统解释，即速度——“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结构——“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动力——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这些经济发展上呈现的“新常态”将对环境污染排放控制和治理带来深远的影响。对于上海而言，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将给全市环境保护工作的推进带来新的挑战和机遇。

经济增速适度放缓，污染规模效应降低浦东的开发开放使上海经历了十几年的快速发展期，从1992 年以来，经济增速保持连续16年两位数增长，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08 年，随着国际金融危机和区域经济冲击，上海的GDP 增速回落到10% 以下，此后16年，经济增速持续下降，至2014 年降至7%，增速水平接近甚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从发展阶段上看，上海先于全国进入经济中速增长阶段，金融、贸易、商务等现代服务业增速大幅高于制造业，产业融合发展趋势凸显。经济增长的规模效应与资源环境的压力水平息息相关，在规模增速下降的大趋势下，对资源需求的增长速率亦会随之下降，特别是工业污染排放总量将向趋于可控的方向发展。产业初具后工业化特征，环境压力减小根据钱纳里经济发展阶段划分标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1.18 万美元（以2010 年美元价计）即可定义为进入后工业化阶段。按这个定义，上海早在2011 年即迈入了后工业化阶段，从产业经济来看，上海也开始呈现后工业化城市的典型特征。

      （1）产业轻质化加速

上海的工业经济经历了“十五”期间的平稳发展以后，产业结构调整的速率明显加快，第二产业增速从“十一五”开始大幅下降，占全市国民经济总量的比重也逐年走低，2014 年全市第二产业占GDP 比重已降至34.6%，工业增量对经济的贡献逐渐降低，取而代之的是服务业得到快速发展，2014 年对全市的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76.3%。

      （2）重工业进入平台期

长期以来上海工业始终摆脱不了对重化工的依赖，“十五”至“十一五”期间，由于大化工的兴起，使重工业在工业产值中的占比一度高达79%。然而，自2008 年以来重工业对工业产值的贡献率基本停止增长，维持在约78%，近两年开始略有下降，重工业产值增速规模也大幅放缓。

      （3）高新技术产业稳定健康发展

在各类资源环境要素竞争日益激烈的大趋势下，上海的高新技术产业总产值在15 a 内翻了4倍，以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和高聚集度为特点的现代产业体系逐渐代替传统产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提高到20% 以上，从资源投入到产品产出，推动整体工业产业链从前端高物耗环节逐渐向后端高产出环节转移，其单位产出的环境成本也随之降低，但部分新兴产业也将一些新型的环境污染问题带入了人们的视野，如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行业工艺过程可能产生以PFCs、HFCs 等为代表的高增温潜势温室气体排放以及其他如四氯化硅、砷烷、磷烷、生物废弃物等新型复杂污染物排放，同时还存在非常规大气污染物VOCs 排放等问题。

       需求结构发生变化，环境格局出现改变进入后工业化时期的另一个显著变化就是投资、消费、出口等3 个经济增长拉动途径出现调整。从投资上看，随着传统产业产能趋于饱和，投资效益持续下降，企业的投资意愿和能力也持续减弱，上海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从2010 年起迅速回落，年均增速低于2.5%，其中第二产业投资比例逐年下降，投资量只有第三产业的1/4，结构上工业投资迅速下降，对于污染减排趋于利好；从消费上看，城市人口规模和消费能力呈迅速上升趋势，传统的基本生活保障型消费向发展型、享受型消费转换趋势明显，人均生活用能水平、生活用水水平在短期都将维持上升，比较突出的汽车消费虽然有政策性压制，但从需求侧看仍将在较长一段时间维持上升态势，机动车污染排放问题日渐严峻，一些新的战略性行业带来的废旧蓄电池、持久性有机物和环境激素等污染问题，也将随着消费规模的上升而更加凸显；从出口上看，出口规模从“十一五”期间的迅速上升逐步调整到目前趋于稳定甚至下降的发展阶段，2014 年，上海全市出口总量已小于进口总量，而出口品种中，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比重有所增加，出口质量效益提升，对外贸易中的“隐含排放”和“资源环境逆差”现象有所缓解。